文/Terry Huang(黃大河)
王丹寫了一篇『二十二年前：六四在台灣』刊登在自由副刊。那年我在廈門工作，親眼目睹廈門大學學生所發起的學運。每到六四，這些在廈門發生的一切，都會在我的腦海裡清晰地重播，二十二年如一日。
筆者在一九七四年初移居新加坡，因緣際會在一九八九年初派駐廈門工作。當時台灣尚未開放國人前往中國旅遊，遑論駐點工作，因此筆者在廈門的出現確實引起當地各階層人士的注目與好奇。到廈門不到半年，更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天安門事件。
廈門的六四學運，雖然僅限於街道遊行與廈大門前廣場的靜坐，卻是當地的一大震撼彈。年青的男女學生，手拉手心連心，在雨中遊行，聲援北京天安門前學生團的大勇，顫動了廈門人。在中共政權資訊控管下，有關學運的消息都是靠人與人之間的耳語相傳。筆者有幸和他們形成了互換資訊的伙伴關係。
在辦公室筆者收集新加坡母公司傳真來的外電消息。下班後一踏進飯店大廳，櫃台小姐們都會圍過來打聽當天的即時新聞,她們也回報學運最新的發展。餐廳的服務生則更直接，一個說：「學生在外頭淋雨絕食，你這『台胞』也夠冷吱吱，居然點那麼多飯菜自肥…」。另一個更露骨地說：「趕緊喫，跟我們一齊去廈大給學生加油打氣」等等。我這個在廈門的孤鳥台灣人怎敢公然現身學運現場！
人民解放軍出動裝甲旅陣壓並驅趕在天安門前的學生後，那些關懷學生的熱誠一夕之間熄火，廈門人集體閉口不談天安門了！ 不久，就有公安緊盯著筆者辦公室的電話、傳真通聯以及我的來往信件。我感受到了極大壓力。為求自保，筆者倉慌離開廈門，返回新加坡。二十二年來不曾再踏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。
